33、【
简答题】
给定资料
1、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面临着严峻形势｡
2005 年7月19日,舒乙､郑孝燮､吴良镛､徐苹芳､傅熹年､谢辰生等11名学者的联名上书使“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成为了现实｡他们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我们在您百忙中不揣冒昧写这封信,是呼吁关于设立‘文化遗产日’的事,恳切期望您能予以关注和支持｡” “我们认为,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使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以及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各项政策,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动态,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行动,既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分享文化资源,参与监督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胡锦涛7月21日对来信作出批示,温家宝总理随即指示国务院办公厅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
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就“文化遗产日”的设立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通知将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到“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指出设立“文化遗产日”旨在“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6月10日,成为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2008年6月7日,国务院公布了文化部确定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项)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7项)｡
2、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
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历史纪念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第二类是考古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第三类是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3、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公约主要规定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定义,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国家保护和国际保护措施等条款｡公约规定了各缔约国可自行确定本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并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其遗产清单,由世界遗产大会审核和批准｡凡是被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地点,都由其所在国家依法严格予以保护｡
《世界遗产公约》是目前加入缔约国最多的国际公约之一｡自1975年公约正式生效后,在全球范围内,迄今共有180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成为缔约成员｡中国于1985年加入公约｡截至2009年7月,世界遗产总数890处,中国已有38处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举行的第3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于2004年8月批准公约,是第6个加入公约的国家｡2006年4月21日在第30个缔约国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三个月后,该公约生效｡目前批准这个公约的国家已经有47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相互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于1998年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这个项目的申报有三个基本条件,一个是艺术价值,一个是处于濒危的状况,还有一个是有完整的保护计划｡而每两年才审批一次,每次一国只允许申报一个｡从2001年开始,该评选已进行了两次,共批准了47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我国的昆曲和古琴以及新疆的木卡姆和与蒙古国联合申办的蒙古长调｡
4、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记录了皇城根儿的文化发展史,也记录了你我的成长轨迹｡尽管至今仍有不少人无法用一根线绳将空竹旋转得“咻咻”直响,但丝毫不妨碍他们每每停下来羡慕那些公园里抖空竹的怡然自得者｡惟一遗憾的是,他们多数已经是两鬓苍苍的老人｡恐怕这就是空竹成为文化遗产的理由吧｡
不过,既然是一种形式和一种空间,就需要有合适的形式和空间对其保护｡在一个现代化观念充斥思维的社会,这样的形式和空间并非易得｡某些时候,某个地区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仿佛有了一座无形资产的富矿｡在挖掘性保护的借口下,无限制开发这些遗产的商业用途,甚至将其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抑或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历史遗蜕,束诸高阁,封存进学者的资料库,远离普通人的生活｡难怪有学者担心,一旦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而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破坏,从而失去其应有的原貌｡
我们无疑要把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放到一个更大的时空中去考量,扩大其影响力,考虑如何为这些文化遗产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培养新的“手艺人”,呼唤整个社会的关注和热爱｡
不要小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艰难｡物质文化遗产只要不丢失不损坏就可以长期存在,而非物质文化是依附在人的身上的文化形式,人在则在,人亡则亡｡保护人和观念,要比保护简单的物质更伤脑筋｡要知道仅《故宫》一部纪录片的拍摄经费,就超过了浙江省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总和,而其唤起的社会认同却无法用价格来衡量｡
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保护无法脱离时代的痕迹｡时代在变,人们的审美也在变化｡即便这些音乐､庙会和艺术不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审美上的变革｡古朴的后海四合院可以容纳现代的灯红酒绿,传统的形式可以承载新的演出功能｡只有对这种革新给予足够的宽容,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吸引人们的视线,我们才能避免如“北京雕漆工艺”走向没落般的憾事｡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公布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只不过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以物质利益标注衡量的文化遗产固然已经不再是世代相承的本意,而当文化遗产离开人民的生活,也就离开了其生命的源泉,永远变成故纸堆里无法复原的遗迹了｡
5、目前我国盗窃､盗掘､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十分猖獗,据公安部门统计,全国每年破获文物犯罪案件约2000余起,且发案率呈上升趋势｡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今天文物走私的犯罪分子,已经出现了集团化､智能化､暴力化的趋势｡一些文物犯罪活动跨区域､跨国境,手段专业化､暴力化､集团化,危害极大,文化遗产的损失无法估量｡”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从源头上切断文物外流才是根本｡单霁翔说,首先应该抓紧调查评估各种不可移动文物,把它们公布为相应级别的保护文物,纳入法规进行保护｡其次应该加大文物保护抢险的力度,让民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国家文物局近些年建立了一个“大遗址”的概念,像西安､洛阳等地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就属此列｡“大遗址”下面有大量文化遗存,也经常出现文物被盗掘､被走私的情况｡文物局会同有关部门将“大遗址”范围内不合理占用的民居和工厂搬离,把它建成遗址公园｡如此一来,民众对“大遗址”的保护意识大大加强,他们还积极参与到对盗掘行为的共同监督中来｡
目前,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阶段,一方面要严厉打击侵害文化遗产的行为,另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如何提高内部“安全”系数也是文物部门应该思考的问题,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却不容乐观｡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文物安全监管与执法机构不健全､队伍严重缺编的问题也是制约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瓶颈｡他介绍说,全国仅有北京､山西､陕西3省(市)设立了正厅级文物行政部门,人员编制较为充足,其余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人员编制严重不足,平均每省仅10余人｡同时,只有北京､山西､河南､浙江､陕西等地设立了省级文物安全监管和行政执法专职机构,大多数省份为兼职挂牌机构,没有专职人员,全国平均每县仅有1至3名专职文物行政人员,导致很多地区的文物安全监管与行政执法工作难以正常开展｡“近3年内发生的多起文物被盗案件和火灾事故表明,人员短缺､管理不到位是造成案件和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部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博物馆的安全防范设施配置严重不足,而且已有的安全防范设备也存在质量不高和设备老化的问题”｡
“保护”是针对过去的事物而言的,而作为文化遗产的多数事象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今天的现实,同时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它是在不停地变化当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所以,保护与发展是一对矛盾,要很好地加以解决,许多非物质文化事象都不是一元的结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往往是混元的和共生的｡当我们说保护的时候,正像上面所引的范围那样,多少是解构了的,我们很难把历史的生活方式全部原样地保存下来,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的文化空间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消解､会变化,这当然也是我们感到两难的问题｡
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类个体利益时有冲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许多人住进了楼房,享受着现代化设备带来的便利时,另一部分人却要住在比较古老的村寨里,手摇着纺机织布,因为这里的民俗要保护,这种保护对他们而言是否是一种伤害?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窑洞是民俗,但为了保护这种民俗,让当地老百姓再住进窑洞行吗?他们有权利享受现代文明带给他们的舒适与便利｡保护文化遗产不能阻止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我们不能以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名义,来牺牲部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既要从整个人类和全体人民的角度,考虑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民族文化的建设和优秀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也要考虑到作为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民众个体的切身利益｡将这两方面协调起来,才算得上是真正地､完整地体现了当今时代的人文关怀｡
6、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结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走向未来的文化根基｡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进一步加强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工作力度,切实保护好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如:继续实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采取有力措施抢救濒危文物古迹,重视收集和保护重要革命文物､革命历史遗迹,完善重大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制度,切实做好基本建设中抢救性文物保护和考古挖掘工作;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定专门资助办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继续实施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保护文化遗产,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构建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提高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华文化,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总体目标是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全面加强｡到2010年,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到2015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了文化遗产保护变化的深刻内涵:比如“谁来保护”,应该全民保护;比如“为谁保护”,应该为子孙后代保护;再比如“保护什么”,不仅宫殿､寺庙､古遗址､古墓需要保护,安徽民居等传统民居､上海苏州河沿岸建筑等工业遗产､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等科技遗产､哈尼梯田等农业遗产､京杭大运河等文化遗产廊道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应该被纳入保护的范围｡可以说,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7、 从一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六个省明争暗斗,到一个“梁祝故里”的传说,十几个城市虎视眈眈,直至今天山西两地对“帝尧故里”的“文化攻势”｡近年来的中国大地上,围绕着文化遗产的各种争夺战可谓烽烟四起､高潮迭出｡
对文化名人与经典故事的“属地之争”,并不能代表可喜的民族文化自觉与文保意识增强,在各地志在必得的“文化激情”背后,是利益驱动下“遗产经济学”的精细打算——“每挖掘一个名人故里,就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将文化遗产,视为地方经济的“摇钱树”,这样的观念逻辑,在目前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多现实注脚｡我们在册的世界文化遗产,十分之一由于“过度开发”受到警告便是明证｡不少已经夺得文化遗产“归属权”的地方,以“创收”为核心,将文化演变为商业,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杀鸡取卵似的经营｡
放眼四望,在守护精神家园,弘扬传文化传统的口号之下,以毁坏文化遗产为代价的旅游开发和倡导破坏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伪文化”等短期经济行为十分普遍｡
当三江并流､都江堰､武当古刹等文化古迹传出令人痛惜的消息,当几乎每一种有魅力的文化都必有浩浩荡荡却毫无魅力新建“伪文化”,甚至每一部古典文化名著,都演化为一座荒唐可笑的娱乐场时,不仅观众失去了文化共鸣,历史文化也在被切割､破坏和颠覆｡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来,“遗产经济学”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各地愈演愈烈的“文化名人”争夺战中,人们能频繁看到政府的身影｡
今年上半年短短6个月里,各种政府参与的公祭活动席卷南北——陕西黄陵､河南周口与甘肃天水瓜分了伏羲;浙江绍兴､湖北竹山､河北邯郸､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共享了女娲;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分食黄帝,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肢解炎帝;湖南宁远跟山西运城一起争夺舜帝……
由于地方政府的高调介入与认同,一些耗资巨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应运而起｡山西临汾修建了被当地政府称为“中华民族文明之门”的华门,这座历时3年而成的壮观建筑,从规模到设计处处“天下第一”｡在此之前,长达21公里的“华夏第一祖龙”,在河南新郑被轰轰烈烈地打造,高达近40米的刘邦铜像,则在河南商丘崇高现身｡
8、 近一个时期,国内动漫界的一大新闻是“水浒传”和“西游记”两部古典文学名著商标被日本企业在中国抢先申请注册｡尽管已有中国企业联名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抗议,但究竟能否阻止日本人的脚步还难预料｡近年来,在“中国动漫有上千亿元市场”的诱惑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投身这个曾被斥为“小儿科”的领域,一项项政策出台了,一个个基地上马了,一笔笔资金投入了｡然而,面对外国企业的抢滩,我们为什么又慢了一步?专家指出,日企抢注的潜在危害远超出商业层面｡早有人说:“日本游戏篡改历史,美国游戏编造未来｡”假如外国企业编制游戏时对我国古典名著的文化内涵进行歪曲亵渎,并使用合法商标进入国内市场,对我国青少年精神世界产生的不良影响将难以估量｡
9、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田青说,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各地报送的1300多个项目中遴选出来的｡评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消息一传出,各地就踊跃报送2000余件展品和2000余幅照片,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
文化部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组织一个跨学科的专家组,涉及音乐､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等十个门类｡由于缺乏经验,名录的报送和筛选出现意见分歧和学术争论,但最终遴选出的项目均经过再三讨论,具有学术和留存价值｡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它在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进行一场艰巨的抗争｡田青说:“在中国,每分钟都可能有一位老艺人､一门手艺或一首民歌消失,每秒钟都可能会有一幢老房子被拆掉｡ 因此,维护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宋兆麟说,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调查记录,近年来更开展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开展大规模的田野普查和搜集整理｡
田青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遗产一样,与其所处的地方经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下一些旅游景点将少数民族风俗作为噱头,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歧途｡能否传承并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重新获得生命力,关键要依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的努力｡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过去四五年间经历了“从冷到热”的发展｡现在,中国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正在倾注越来越高的热情,但田青仍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景是“希望与忧虑并存”｡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布,将帮助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传统｡只有全民的保护意识提高了,我们才不会让‘遗产’变成‘遗恨’｡”田青说｡
我国已经度过四个“文化遗产日”｡几年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请根据材料内容,结合我国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要求:观点鲜明,论述充分,层次清晰,语言生动形象,字数1000-1200字｡
[20分]
解析：
参考例文
全面协调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保护文化遗产,是我们必须实行的重要政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商业化浪潮下,我国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国内外遭“抢夺”的现象不断涌现｡并且,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属不明,法律体系和保护措施不到位,严重制约着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为此,国家应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全面协调,促进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首先,要从摸清文化遗产家底入手,为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情况不明,难免被动｡近年来,由于没有被及时发现并加以保护,一些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传统建筑､文化遗址损毁严重,一些靠口传身授加以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消亡｡因此,通过调查来摸清文化遗产的家底已刻不容缓｡
其次,要从加强法制建设入手,为文化遗产撑起保护伞｡法律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武器,但鉴于目前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有待增强｡
第三,要从增强各级政府的责任意识入手,为保护工作提供保障｡文化遗产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政府责无旁贷｡因此,各级政府应该本着对民族､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尤其要强调的是,必须切实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乡发展规划｡通过纳入城市规划,实现整体性控制,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贯彻到城市建设的各个层面,防止出现“建设性破坏”;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内容纳入其总体规划,防止在村镇建设过程中出现“追风”现象,使存留在广大农村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第四,要从厘清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入手,让文化遗产造福社会｡对于文化遗产当然要以保护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我们应该认识到,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绝非仅有旅游一途｡实际上,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因子,如果我们能从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体现民族独特风格和优秀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打造出强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文化遗产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
第五,要从宣传教育入手,调动全社会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文化遗产是大众的,最终也必须依靠大众来保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往老百姓接触文化遗产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我们应该以“文化遗产日”为契机和开端,通过加大博物馆等场所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力度,以及经常举办展示､论坛､讲座等活动,让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并喜爱传统文化,培养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同时也调动他们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走近文化遗产,热爱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让我们行动起来,守住文化之根､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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